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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這篇文章寫於2006年伊甸基金會主管的寫作讀書會，當時高鐵尚未營運，文中提及自強號旅行或許現在該改為高鐵]

在南下的自強號列車上，在我座位前面，有兩對初老夫妻在板橋上車。看來應是極熟識的老友，因此同性的夫妻各自同座。女性的這邊，吱吱喳喳地聊起來了。男性的這邊顯得有點兒安靜近乎靦腆，只斷斷續續客氣地聊著，偶爾也回應了女性那邊的一些問句。想來原本就是不多話。其中有位先生，溫文儒雅的面孔，讓我想起年初剛過世的朋友。可能是外表有點像，還有個性也是同樣的沉默卻又不失對周遭環境的關切。

我的朋友要年輕多了，我只是想像著，如果他也活到這把年紀，會是什麼光景。這樣的遐想，竟一發不可收拾，不斷地想像著。我想著他的家人，特別是他的太太，自從他過世，努力地推動基金會的成立，在有限的經濟支持下，肩負兩個女兒，甚至伯叔子女的照養，在一般人眼裡，是件多麼辛苦的事情。如果……只是如果，他還活著，是不是也會有這麼一天，在一個晴朗祥和的日子，坐著自強號旅行呢？

認識我的朋友廖永祥，源於他發起的癌症病人團體需要有人幫忙紀錄採訪，我弟弟一家和永祥同教會，因此透過我弟妹探詢我的意見。我自然是很樂意幫忙，更高興能認識一位有負擔與使命的胸腔科醫師。而永祥的太太更是一位對幼兒教育的極度熱情的人，夫妻兩人同令我敬佩。

認識不久，我即得知永祥本身也是癌症患者，在癌症病人團體裡，他常掀起自己的上衣，讓大家看他因手術形成的賓士標誌。那時，永祥的癌症已經控制4年時間了，他深知飽受癌症威脅的滋味是什麼，因此在教會組織了這個病人團體，而他服務的醫院，有些醫師也會介紹治療到比較穩定程度的病人參加。團體從身心靈的層面提供病人實用的資訊，更重要的是促進成員之間彼此支持的力量。

我參加這個團體大約半年的時間，後來因為工作異動，我便不再參加。只陸續透過我弟妹以及永祥的信件了解團體的現況。2005年初，我幫朋友促銷《無米樂》的戲票，永祥訂了12張票，我寫信問他看完的感想，他熱切的回應，他的父母以及岳父母都非常感動。而那時，永祥其實剛動了大手術，只有少數幾個朋友知道。8月之後，他的身體逐漸衰弱，教會的會友都感到憂心忡忡，不斷為他禱告。永祥在2006年1月，農曆除夕當天過世。我家人都同感哀戚，初信的弟妹，更是不解，為什麼好人要受苦？上帝的作為是什麼？這麼好的一個人……我同樣納悶。

透過閱讀弗蘭克所著《活出意義來－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》時，我得到了一些解答。意義治療法的創始人弗蘭克(Viktor E. Frankl)，在其知名的著作《活出意義來－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》描述了他在集中營如何靠著對意義的追求度過灰暗、地獄般的生活。他提到剛進入集中營時，他的著作原稿被沒收，曾經痛不欲生，認為生命已經毫無追求的必要。然而透過偶然的機緣，他「繼承」了前一位獄友的遺物（這位獄友想當然爾的，成了遠處煙囪的一縷黑煙），除了一件破的不能再破的衣物，就是一篇猶太教最重要的禱文（大誡命）：「你們要全心、全情、全力愛上主－你們的上帝。」因為這樣的巧合，弗蘭克將之當成對自我的挑戰，活出自己思想的機會，因此，他重新撰述這個理論，並以集中營的生活證明自己的理論是可行的，而終於成就了近代最重要的心理學理論。

弗蘭克認為，受苦是一種能力，面對無可逃避的痛苦，就要激發痛苦所能帶來的意義。永祥的生平見證了他的信念，他對醫學的投注以及對於病人的深切關懷。他的同事在紀念文章中說，永祥不但是一位好醫師，也是一位好病人，一直到過世前，他都努力去實踐他所服務的醫學所能帶來的最大功效。

在他臨終的過程中，我好幾次痛苦落淚，他的言行身影不斷浮現腦海。但可悲的是，一直到他去世，我皆未現身。我太害怕我會在他面前失控，害怕會影響他的情緒，因為這麼想，竟讓我錯過見他最後一面的機會。對此，弗蘭克說，不要害怕流淚，「眼淚證明了我們有承擔痛苦的最大勇氣。」而當我決定了退縮，那承受痛苦的能力，又降低了一點。

對於痛苦的領受，弗蘭克集中營的日子，大概算是經典。而作家劉俠則又是一個類型。被類風濕關節炎所累，她的一生充滿各種不同程度的痛楚，而她竟能以作家特有的幽默詼諧細分等級。她以著作鼓勵人們對生命的積極回應，又將所得捐獻給非營利組織，為身心障礙朋友爭取權益，為改善台灣身心障礙朋友的處境而努力。

承受痛苦的能力，也證明一個人的價值。弗蘭克引用了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言「我只怕配不上我所得的痛苦。」上帝藉由痛苦洗鍊一個人的靈魂，這本來就不是一條易路。因此「痛苦」對我而言，是一個回應上帝的機會。當痛苦臨到我，正是我回應上帝的時機，永祥以他的生命證明了這個道理。